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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结果明摆着：没有启动资金，下周的材料采购就得断。

    她能想到的解决方式只有两个：找家里借，或者自己想办法。

    找家里不行。父亲是清华教授，最看重规则，要是知道她为了学生项目去动私产，肯定要说“这不是解决问题，是逃避责任”。母亲更不用提，一听“资金冻结”四个字就能联想到当年的财务纠纷，夜里会睡不着。

    那就只剩自己。

    她屋里值钱的东西不多。奖学金都存着，预备交学费和补贴妹妹的生活费。衣服都是基本款，没一件牌子货。最后能动的，就只有那串翡翠算盘珠。

    她摘下来的时候，手指有点抖。

    不是心疼钱，是怕这一步跨出去，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自己了。

    她是徐怡颖，工业设计系的学霸，辩论队队长，国家奖学金拿了两年，说话带逻辑术语，走路带风。她习惯了掌控局面，习惯了用数据说话，习惯了别人说“徐学姐靠谱”。

    可现在，她要做一件特别“不靠谱”的事——偷偷把祖传首饰当了，换一叠现金，塞进一本哲学书里，然后像个做贼的人一样，躲在树下等一个男生。

    她不怕牺牲。

    她怕的是，这份牺牲被当成怜悯。

    她怕刘海接过钱的时候，看着她，说一句：“你何必呢。”

    她更怕他说：“我还撑得住。”

    她不想听任何拒绝的话。她只想让事情继续往前走。项目不能停，团队不能散，那些熬夜画的图纸、改的预算、测的数据，不能因为一纸协查函就作废。

    所以她来了。

    她把书放在膝盖上，假装在读。风吹过来，书页翻到一半，她伸手压住。远处传来上课铃，叮叮当当的，接着是走廊里的脚步声，有学生三三两两走过，看见她，有人打招呼：“徐学姐早。”

    她点头，没抬头。

    那人走远了，她才缓缓呼出一口气。

    她又看了一眼实验室的窗户。

    还是静的。

    她把《康德三大批判》往怀里收了收，手指插进书页间，碰了碰那叠纸币的边缘。它还在，没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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